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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古史传说有其真实的“史影”,而且其城墙已耸入文明时代
发布时间:08-04-06 16:03:16  作 者:  浏览08-04-06 16:03:16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00BZS018)

吴少珉  赵金昭    主编
张京华  张  利  沈颂金  李廷勇  撰著

学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嬗新:对古史辨派作用与局限的检讨

 20世纪后半期学术新趋势的若干特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席卷中国学术界,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上古史作了一番辨伪梳理,其中尤以顾氏“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最为著名。古史辨的出现,绝非突如其来的偶然现象,它与自宋代以降的怀疑精神一脉相承,但在二三十年代出现并引起巨大轰动,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是中西学术交融出现高潮下的结果。它冲破了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信古、嗜古心理定势,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它继承了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了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运用了近代的科学方法,把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作了系统的分析,揭露出它们本来的神话传说的真面目,从而揭穿了“经”的老底,剥去了它的神圣外衣,从根本上推倒了二千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徐旭生说:“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可是它的大本营却在古史辨及其周围。”[1]既然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那么建立可信的中国上古史的任务便摆在学术界的面前,而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已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古史辨派实际上也起到促进的作用。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者和其他重视考古新发现的宝贵史料进行古史研究的学者所作的工作则重在立,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进程。经过半个多世纪时间的考验,证明古史辨派虽有疑古过头的失误,方法上也有不当的地方,但其贡献是重大的,它从事打破旧的、臆造的、三皇五帝相承而来的古史体系,是同五四时代反封建的伟大潮流相一致的,也是推进史学近代化、向建设科学的信史目标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这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看法。

古史辨派的学术业绩是不朽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反封建狂飙的激荡下,顾颉刚毁灭性地催破了由儒家经学所支配的史学,通过批判各种儒经古籍,考辨真伪,从而还史料以真面目,使得“层累地造成”的伪古史失去凭藉,使人们有了可能去寻取古史的真相。这一业绩主要表现在:(一)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徐旭生认为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在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把盘庚以前的时代叫作传说时代,以后的时代叫作历史时代”[2]。自从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作为真实的历史了。它启发人们审慎地对传说材料进行抉择,结合考古新发现,仔细考辨其中的史实,从而逐步地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这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成果。(二)古史辨伪工作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的思想及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有积极意义,与五四运动反封建的潮流一致。胡绳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在1925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3](三)古史辨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于古史古书的辨伪,作了范围广泛的考证工作,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和各种重要典籍,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直到今天,研究《诗经》、《尚书》、《周易》等古代典籍及古代礼制、民族、历史地理和神话传说,都要引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四)顾颉刚在学术上的“求真”精神,对于学术问题“平等”讨论的态度,都是值得大力肯定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4]

顾颉刚的古史辨伪学说,不仅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而且是在五四时期中西学术交融思潮推动下而兴起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当时西方传入的新学理,尤其是科学理性精神,批判、审查史料的方法,重视逻辑、系统和“历史演进”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中乾嘉严密考证方法,今文学派猛烈批判千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泥古、守旧、僵化思想体系的怀疑和进取精神相互结合的产物。顾颉刚“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证明历来所公认的三黄五帝的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演化而来,这是向世代相传的封建观念的有力挑战。因此文章发表后,立即引发了与守旧派之间的大论战,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关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仅具有创造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反封建的社会意义。古史大论战后,伪古史系统终于瓦解,大多数学者把三黄五帝时代列入史前史范围,黄帝、尧、舜为原始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原来反对的人,也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如张荫麟著《中国史纲(上古编)》,就接受了三黄五帝是神话传说的说法。尹达评价道:“顾先生对于传统古史的怀疑,无疑是我们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这里应当历史的肯定下来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事。他继承了今文学派的传统,吸收了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怀疑古文经书,从而发展为怀疑到传统的古史,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5]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公元前三千年的历史认识仅局限于“三皇五帝”的古史传说,且仅局限于黄河流域。古史辨派勇气十足,一刀将商代以前的历史划出历史的范围。顾颉刚称传统的古史体系是“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对于真实的古史而言,“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以夏禹由天神演化为人王,终受舜禅让作了夏代的开国之君为范例。他特别就(1)禹是否有天神性?(2)禹与夏有没有关系?(3)禹的来源在何处?(4)尧、舜、禹的关系是如何来的?等问题作了详细讨论。[6]他认为禹之传说乃属一种神话性质,不足以知夏代政治范围之所在。一直到战国以后的文献里面,才有“禹是夏代第一世君主”的记载,直到“西汉中期以前并没有少康中兴的传说”。这个传说乃是“光武以后的人影射了光武中兴的故事而杜造出来的”。关于夏史的主要内容则是“勇于作伪的战国秦汉间的历史家”完成的工作,并称夏王朝的历史“是很茫昧的”。[7]实际上,少康中兴的故事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比较详细地知道夏初历史和夏代社会性质,尤其是我们在考古学上寻找夏代遗址时,这两段记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它使我们知道夏初的地望在黄河下游,到夏末,至少在夏后皋时代,已经迁徙到今山西南部、河南洛阳以西一带。1959年,徐旭生就是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对分布在豫西、晋南的“夏墟”进行了实地调查,由此揭开了我国以田野工作为重点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周予同这样评价古史辨派:“‘疑古派’在中国史学史上自有其不可一笔抹杀的业绩,他们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这在中国学术演进史上是不能不与以特书的。至于他们的史料限于记载的书本,他们的研究方法仍不免带有主观的成见,他们的研究范围仅及于秦、汉以前的古史以及若干部文学著作,因之,他们的成绩不免消极的破坏多于积极的建设。”[8]白寿彝也对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成就与不足做了评价:“顾颉刚先生的基本观点对有关古史的荒谬传说起了廓清之功,而历代相传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一下子也就失去了依据。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于古史研究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但在具体古史问题的处理上,往往有‘疑古’过头的地方。后来,他从对古史的‘破坏’转到对古史的建设上来。他也作出了一些成绩。但因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他对于古史研究的工作基本上停留在文献整理阶段。”[9]

由于古史辨派摧毁了伪造的古史,影响所及,国人论史多以三千年前的殷商为“信史”时代的开端,而将商以前的历史视为神话或传说。实际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古史体系,古代希腊的荷马史诗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之一。这些传说经过历代人的口耳相传,后被记载下来,便成为史诗,其中蕴含着十分重要的史实。这是因为古代一个民族关于本身先世的传说,决不是凭空虚构的故事,它在古人心目中具有重大的意义。1982年底,尹达为《史前研究》杂志的创刊写了一篇《衷心的愿望》,也对古代的神话传说有新的看法。他问道:“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我们能不能因此而对祖国的远古社会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从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有些‘传疑时代’的某些部族里的可能有相当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从地望上,从绝对年代上,从不同文化遗存的差异上,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10]不可否认,有些神话传说中确有一些夸饰的成分,甚至是无稽之谈。传说时期的人物、事迹总是史事和神话糅合在一起,人神不分,这给古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需要我们认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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