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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发布时间:10-01-21 10:16:02  作 者:刘合心  浏览10-01-21 10:16:02
   2009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杨雪梅女士的文章《中华文明探源:形成中国特色的文明表达体系》(以下简称《表达体系》),介绍了近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和成果。这本是一件应该令每一位炎黄子孙读后感到振奋的事情,然而,我读了该文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心头。关键在于文章对史前国家形态的形成,在没有全面考证当代考古成果的情况下,就确认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晚期都城遗址是最早的“中国”。稍懂考古发现的人都会问,“中国”的形成就这么迟缓吗?如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岂不缩短了一千年?事关重大,确实有必要对“中国”的源头在哪里作一番本真的探讨。

  “中国”与最早的“中国”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国”和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有着本质的差别。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我们国家的简称,而我们所探讨的最早的“中国”则是指国家形成阶段在地理方位和格局上的称谓。显然,这个称谓不是名称,仅仅是一片区域的共同认知。这个共同认知的“中国”就是考古界多年来为之探求不息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出发点。探寻到了这个目标,进一步的考察和认知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那么,这个共同认知的“中国”到底在何处?翻开典籍,“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当中:“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意思是说,在帝尧去世之后,舜到中国这个地方继承了天子的位置,从此被称为帝舜。裴骃在《集解》中引刘熙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就是说,在上古时期即有了中国之说。这是当时人们认知的“中国”,而且也证明当时即有了“中国”之说。不过,这个认知在当代人的眼中并不具有确定性和权威性,因为当代人是依据考古发现的成果来进行认知的。
    自然,当代人也不完全否认史料的价值,正如杨雪梅女士在其文章里对国家的认定一样,还是钩沉出了史料并古为今用:“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在金文或青铜器铭文中,国字的原始字形作‘戈’加‘口’,戈是声符,有执戈守城之意,口表示城邑。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由这种对“中国”的定位可以看出,其既有和“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的统一性,又有差异性。统一性在于都是帝王所在地,差异性在于后者明显的胜于前者,“有执戈守城之意”,兵器的品位已经很高了。由此我们不妨将二者划分两个概念,即最早的“中国”和成熟的“中国”。最早的“中国”即国家的初始阶段,成熟的“中国”是国家的完备时期。对于前者,著名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时的“中国”还仅是国家的雏形,也就是并没有后来完备的形态。无疑,这就将最早的“中国”和成熟的“中国”区别的更为明显了。由此来看,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这种说法就值得商榷了。

二里头是完备的“中国”

    《表达体系》作者在陈述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时,引用的是“从1999年起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先生的观点。许宏先生说:“文明形成的标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物质形态的标志包括城市、文字、青铜器以及礼器,社会形态的层面包括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以及国家、王朝。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且不论本来是陈述国家的形成,却引用的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我们姑且认为文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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