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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不是黄帝及帝喾之都
发布时间:10-03-23 15:41:07  作 者:  浏览10-03-23 15:41:07

陶寺遗址不是黄帝及帝喾之都


发布时间:2010-03-06 文章来源:投稿 文章作者:王先胜

——与潘继安先生商榷
 
  摘 要:本文认为潘继安先生《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考》(《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一文的基本观点和认识是不成立的。潘文从四个方面推论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没有一个是可靠的,而其否定应劭“尧都平阳”说也没有理据;潘文从六个方面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也没有一个“论证”能够成立,其“附考”所谓“旁证”也是没有理据的。潘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全部论证都建立于“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这个只可证伪而不能证实的前提和基础之上;其对文献的利用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舍此取彼式的,没有说服力;其对“三皇五帝”古史传说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默认传说中的黄帝、帝喾、尧均为个人,是未经论证、正确性没有保障的前提;其研究基本上是在史前考古学文化体系之外孤立地理解陶寺部分遗存,因而并不是从考古学角度证明了其观点。潘文在考古学和古代文献两方面都没有可靠的基础,都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病。潘文的存在反证了“黄帝”不在龙山时代或龙山文化这个框架之内,于陶寺“尧都”说有益无损。
 
  关键词: 陶寺遗址   黄帝及帝喾之都    黄帝年代   尧都
 
 
  《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发表了潘继安先生的文章《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考》(简称《潘文》,后同),认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不是很多学者所主张的“尧都平阳”,而应为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及帝喾之都。《潘文》先从四个方面分析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继从六个方面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其早期为黄帝之都、中期为帝喾之都,最后以陶寺类型早期8座大墓的存在佐证该遗址为黄帝之都而非尧都,并认为“今人之所以多以陶寺遗址为尧都,以陶寺文化为尧文化,可能是由于过分相信了东汉末年的应劭及晋人皇甫谧的‘尧都平阳’说”的结果。认为传说中的中华人文始祖炎帝、黄帝距今5000年左右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但是多年来我们没有看到学者们从考古学文化和遗存的角度对此作一些具体的论证和分析,相反,有少数学者认为炎黄的历史文化对应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并作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和论证[1]。炎黄五千年,中华民族和海内外炎黄子孙向以此自称和自豪。究竟炎黄、“五帝”是否实有其族、其人,传说中的炎、黄是距今5000年左右还是6000多年,其文化遗存是在龙山时代还是在仰韶时代,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史前研究、传说历史研究、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和难点之一,而且也已经成为热点和中国史前研究的现实目标和方向:2002年启动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又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2] 和2005年“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的召开[3]是其证。《潘文》的出现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它打破了多年来学术界认为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在龙山时代而没有从考古学角度作具体分析和论证的尴尬局面,无疑有助于相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的深入。但是笔者认为,《潘文》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以下我们按《潘文》的结构和论证次序依次辨析,并指明其论证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方法问题,请读者和专家赐教。
 
  《潘文》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崇山在县(清襄陵县治)东南四十一里,一名卧龙山,顶有塔,俗名大尖山,山之西峤亦曰卧龙岗”等文献,认为《尚书·尧典》(或《舜典》)说“放鹳兜于崇山”之崇山即今襄汾、翼城间的塔儿山。然后说“此山在尧时为鹳兜放逐之地 ,而其西麓即为陶寺遗址。但既为罪人放逐之地,则必非帝都所在,则其西麓之陶寺遗址,绝非尧之都矣!”此论言之决绝,但却基础无靠。同是《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七《湖广三》“慈利县·崇山”条却明确说:“崇山,县西三十里,相传即舜放鹳兜处”。又,明《万历慈利县志》亦载:“慈南裔荒服之地,在衡西北,舜放鹳兜于崇山即其域也”、“崇山,在县西百余里,舜放鹳兜于崇山即此”。道光《永定县志》载:“古欢兜冢,在县西南崇山绝顶,有巨垄,土人皆以见为不祥。”《直隶澧州志》载:“崇山,峙县西南,上与天门相连。山势嵯峨,顶有村落,其地平旷,可容千人。有八峰,最上巨垄,人传欢兜冢”。在《山海经》中,鹳头(即鹳兜)之国记于《海南外经》和《大荒南经》(鹳头同时又见于《大荒北经》,是说“颛顼生鹳头,鹳头生苗民”这种相生关系),而非《潘文》所论之晋南、中土。今湖南张家界市西南的崇山顶上仍有欢兜墓、欢兜屋场、欢兜庙等古迹,而当地民间亦多有关于欢兜在崇山征战的传说。所以《史记》说“放鹳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当有所据。尧舜放鹳兜之崇山,地在今湖南,亦为古苗蛮所在,这是自先秦以来古人和古代文献渊源有自的共识,《潘文》却自说自话,将放鹳兜之崇山自定为陶寺遗址附近的塔儿山,这种“考证”恐怕只能说服自己吧!
 
  《潘文》引《韩非子》、《尸子》、《墨子》等古代文献,说“尧遭遇洪水,养生送死都崇尚俭朴”,“尤其是在丧葬方面,尧舜都实行薄葬”,而陶寺文化“所有统治者的大墓都实行厚葬,随葬品一般一百多件,最多的达200多件,而这些华丽的随葬品,大多也是死者生前所享用之物,统治者的养生送死如此奢华,这完全同尧时的情形不相类似”,因而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这个理由看起来有据有理,实则不然。春秋、战国之际,上距尧、舜时代约2000年,其间没有文献记载、传承尧舜时代之事,韩非等人如何知道尧、舜“养生送死都崇尚俭朴”以及“实行薄葬”?其记尧、舜之事只能依据代代相袭之心传口授,而关于“三皇五帝”之德行、品性,恐怕更多地会使用一些溢美之辞,乃至编造一些溢美之事,用以批评和敦促当世之统治者要施仁政、法先王。这个倾向在有关“三皇五帝”的古代文献中,自先秦自秦汉,莫不昭然若揭。学者尝以先秦文献可靠于秦汉及以下,或以《史记》可靠于其他文献。在笔者看来,关于史前之事,无论先秦或非先秦文献,无论《史记》或非《史记》,它们都需要重新考证、研究,尤其在史前考古材料极为丰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基本建立的今天。按照《潘文》的逻辑,《大戴礼·五帝德》、《史记》都说黄帝“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帝喾“博施物利,不于其身”、“取地之材而节用之”,陶寺遗址当然也非其所主张的黄帝及帝喾之都。古代文献把黄帝说得多么好:“昔者黄帝治天下……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今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淮南子·览冥篇》),而且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大戴礼》)。比之于陶寺遗址贫富悬殊、晚期宫城和大墓被毁、早中期存在的战争(见《潘文》),它会是“黄帝之都”吗?
 
  《潘文》说尧舜时代是儒家所盛称的“禅让制”时代,而据有些考古学者研究“陶寺墓地的大型墓葬埋葬得很集中,又有明显的排列顺序”,“死者似乎是同一家族中的几辈人,同时他们又都是部落中执掌大权的显贵……从而提供了当时部落首领已经实行世袭制的证据”,因而“当时的社会绝非禅让时代”,所以陶寺文化非尧舜文化。这个论断是将两个不确定的前提(即尧舜时代实行“禅让制”和陶寺大墓主人为同一家族中的几辈人)当作了确定不移的前提而得,故不可靠。尧舜禹“禅让”虽然见于儒家、墨家文献,但更多的文献却记载尧舜禹并非实行“禅让”。如《竹书纪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韩非子·难三》:“舜逼尧,禹逼舜,汤伐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杀其君也,而天下誉之”;《荀子·正论》:“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依据考古学文化反映的社会发展状况并结合古代文献研究,认为尧舜禹时期并非实行禅让制,几乎已成为学界共识[5];尤其田昌五先生对先秦诸子和古代文献说尧舜禹实行禅让制或非禅让制作了认真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认为禅让说主要是孟子“按照他自己的天命观编制出来的,并无多少历史根据”、“《尚书·尧典》诸篇即所谓《虞书》,系战国时儒家后学之作……尽管其中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合理史影,但从总体上说是错误的。它代表着儒家的一种倒退的历史观,即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代不如一代,只有唐虞时代才是最理想的盛世”、“诸子百家对所谓的禅让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而这种不同则直接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现实政治态度有关系。实际上,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观点编排古往的历史,而这样安排的历史并非真实的历史,是可想而知的”[6]。有考古学者认为陶寺大墓反映当时最高权力的继承为世袭制而非禅让制,同样也有考古学者认为陶寺大墓反映的是禅让制而非世袭制。比如王克林先生就认为陶寺发现的9座大墓应是“属于陶唐时代为唐尧氏族部落联盟的墓葬”,是“当时部落首领权力更替前后承传实行‘禅让’制的生动遗迹”。因为唐尧、虞舜都是氏族、部落名而非私人名,依据文献尧仅有一子丹朱,所以王克林先生从尧、舜部落联盟实行最高权力“禅让制”的角度解释陶寺大墓[7]。《潘文》依据两个不可靠、不确定的前提,推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可靠的。
 
  《潘文》引述多种考古报告和论文说明陶寺文化的年代约前2600—前2000年,并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每200年一期,然后据《孟子·尽心篇》“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岁余”和“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推得尧舜之世当为前2200—前2100间,而此间正是陶寺早中期宫城被毁、大墓被掘扬尸的晚期,与传说中尧舜因“平治水患而进入天下大治的治世和盛世”不合,故陶寺晚期绝不是尧舜文化。那么“公元前2200年以后的陶寺文化”是什么文化、属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哪个部族的文化呢?《潘文》未予置论。首先,我们想指出,做史前研究、历史考证而引述《孟子》“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岁余”是极不慎重也不可靠的。《孟子》那段话的原文是:“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岁余,若禹、臬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岁余,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岁余,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这些话不过是想说明他自己想像的“五百年才(就)会出一个圣人”,感叹孔子之道、圣人之道当时已经没有人了解和继承了,怎么能用来作历史考证的依据呢?就算我们现在知道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岁余”大致不差,也不能据此就判定“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岁余”是正确的。理由很简单:尧舜、汤、文王、孔子这些圣人不是由上帝给我们安排、让他们每隔五百年就降生一个到人间来的。其次,陶寺晚期文化并非尧舜文化并不排除陶寺早、中期可能是尧舜文化,当然也不否定陶寺遗址可能是尧都。再次,《潘文》对陶寺晚期文化是建立在毁灭陶寺早、中期文化基础之上的这一考古事实未予置评(事实上如将陶寺早、中期视为黄帝及帝喾之文化,则晚期在古史传说中就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韩建业从考古学角度结合古史传说进行的研究是可信的,即“公元前2600年左右,临汾盆地陶寺类型中大量东方文化因素的出现和当地庙底沟二期类型文化传统的衰弱,缘于陶唐氏的西迁和对西夏的征服。公元前2200年左右,陶寺晚期类型中大量北方文化因素(老虎山文化)的出现和东方文化因素的随之消逝,又是后稷所代表的姬周先民向南挺进的结果”,即陶寺早中期和晚期文化的出现及面貌的不同分别与“唐伐西夏”(《逸周书·史记解》)和“稷放丹朱”(《古本竹书纪年》)有关,而且由于“这两次大的冲突及其余波,直接导致了夏人主体东南向移动并终至创建夏王朝”[8]。
 
  《潘文》说:“纵观今人之所以多以陶寺遗址为尧都,以陶寺文化为尧文化,可能是由于过分相信了东汉末年应劭及晋人皇甫谧的‘尧都平阳’说,其实这‘尧都平阳’说是不足信的”。《潘文》对“尧都平阳”说不可信并未进行论证。其认识的前提是“如以陶寺遗址为尧都,按诸实情,实有种种不可能”即前述四个方面的推论。由于上述四个方面的推论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因此《潘文》言“尧都平阳”说不可信只是作者的一种主观愿望和思想。应劭的说法“年代甚晚”以及王国维也认为“尧都平阳”不可信都不是否定“尧都平阳”说的证据,甚至也不是理由。“不轻信东汉末年人和晋人之言”(《潘文》语)是正确的,但是要否定“东汉末年人和晋人之言”也需要论证和理据,《潘文》的否定则无理据。应劭“尧都平阳”说虽不明确见于更早的文献,但从另外的角度可证其说应该是有所本源的:尧又称唐尧、陶唐氏,唐、陶唐为地名、族名,《左传·昭公元年》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藏,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中“唐人”即唐尧之后,证明夏之前唐人、唐尧即居于“大夏”(今晋南)。商代甲骨文有“方出其唐”、“方不出于唐”、“贞,作大邑于唐土”之语,王克林先生引陈梦家、丁山先生的考释,证明唐地、唐土在今晋南临汾盆地[9]。故《史记·货殖列传》有“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之语。可信应劭“尧都平阳”说不是凭空产生的,要否定它还得努力寻找证据。
 
  《潘文》从四个方面推论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没有一个推论是可靠的,其否定应劭“尧都平阳”说也没有理据。之后,《潘文》又从六个方面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这六个方面是:1、从陶寺一带古名大夏,论证其为黄帝所居之地;2、从陶寺遗址有早期小城与中期大城论证其为黄帝、帝喾之都;3、从陶寺城址内曾有早中期宫殿建筑存在论证其为黄帝之都;4、从陶寺遗址有早期水井论证其为黄帝所居之地;5、从黄帝以玉为兵论证黄帝之都在陶寺一带;6、从陶寺遗址出土鼍鼓特磬及发现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论证该遗址为帝喾之都。这六个方面以及《潘文》的“附考”部分都共有一个假定的大前提,即传说中的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亦即陶寺文化或遗址早期的年代(前2600—前2400年)。《潘文》在行文中说“考黄帝之年代,约当陶寺文化早期,是当黄帝始立城邑之日,正是陶寺早期小城出现之时”,又说“陶寺早中期宫殿建筑中之早期建筑,按其年代正当古史传说中黄帝之时”、“陶寺早期按其年代约当古史传说中黄帝之时,是当黄帝‘始穿井’之日,正是陶寺早期水井出现之时”。然均未见具体考证和推算黄帝年代,言“考”而未考。除了用“考黄帝之年代,约当陶寺文化早期”十余字虚晃一枪、遮掩而过,《潘文》整篇都没有一段话、一句话考证和推算黄帝年代,实际是默认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在此默认和假定前提下来“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在中国史前考古尚未开展或发掘材料非常有限的年代,人们依据古史传说资料将黄帝年代定在距今4500或5000年左右,似乎无可厚非;而在今日,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基本建立、考古发掘材料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仍将一个传说年代用来框考古材料,作史前研究和传说历史研究的基础或默认前提,这在方法和方向上当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其结论的可靠性、正确性就只能依赖于碰运气了。在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分析一下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依据何在,是否可靠和可信。
 
  现、当代的文史工具书一般都把黄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6世纪,即距今4600年左右。如《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纂《中国历代人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民国时王云五总编纂《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均是。这个年代有什么依据呢?《辞海》有一个说明,所附《辛亥革命期间所用黄帝纪年对照表》,列出三种黄帝纪年:一是《民报》的4609年,二是《黄帝魂》的4622年,三是《江苏》等报刊的4402年(均以公元1911年为始点上推)。“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广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亦多采此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辞海》附表说明)。《民报》纪年又怎么来的呢?宋健在《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一文中说《民报》所用纪年“大概是由当时在东京的史学家推算的”[10]。史式指明其推算方法是:卢景贵根据邵雍《皇极经世书》称尧元年为甲辰年,推定这一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推算黄帝元年为前2698年。史式说,《皇极经世书》是一部术数书,邵雍和皇甫谧二人均非史学家,“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大胆地猜测估计而已,全无可信的根据” 、“《民报》当时采用黄帝纪元,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末革命党人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需要而提出来的,未经过慎重的考证,当然不足信”[11]。
 
  除上所述卢景贵的方法外,现今的学者多是以《帝王世纪》、《竹书纪年》等古书所载“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及禹、夏、商、周的积年为基本资料,再以一个可靠的历史纪年如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为基点进行推算。由于对“五帝”的理解不同(有的增加少昊或帝挚)、古书中关于“五帝”各自的在位年数也有差异,同时夏、商、周各王的年代也没有定论,所以不同的学者得出的黄帝纪年便各不相同,但黄帝年代大都在前26世纪——前25世纪及其左右徘徊。如翦伯赞得出的黄帝元年是前2550年[12],杜正胜认为黄帝年代“不会超过西元前2500年以前”[13]。当然也有黄帝年代在“距今四五千年”这个框架之外的研究和认识,如许顺湛以《春秋命历序》关于三皇五帝各朝帝世及年代为基础,以夏代立国约距今4100年左右进行推算,得出黄帝始年距今6420年左右[14],曹昱将《春秋命历序》与其它资料综合考虑,得出黄帝出现时间为公元前3706—前3306年的认识[15]。
 
  在古代,也有学者推算黄帝年代。如《汉书·律历志》载元凤三年(前78年),“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按此黄帝元年为前3706年。晋人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卷六十《张辅传》)。司马迁《史记》以黄帝开篇、下限为前101年(太初四年),叙事三千年即上溯到前3000年,距今约5000年。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认为“太史公作《史记》,起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秦,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含二千四百一十三年”,据此黄帝元年为前2510年。
 
  上述各种黄帝年代都是依据古代文献资料进行推算、研究得出。这种文献资料大都是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四、五千年前没有文字资料(夏朝可以视为文献的成文资料至今没有发现,被视为夏朝帝都的二里头遗址各期遗存都有发掘,尤其早、中、晚期的宫殿、祭祀遗址已发掘多处,但没有夏朝已使用系统文字的迹象),古人只能根据一代一代的心传口授记录历史或者加上他们的研究和理解。所以这种文献资料所载可能有正确的,也可能有不正确的,它需要多方面的研究和证据加以证明。以笔者之见,至少要有这几方面的研究和证明:1、要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进行判断;2、文献资料本身没有问题,不会与已有的知识、常识发生冲突;3、对“三皇五帝”传说历史要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弄清它们本来的意思表达。而且这几方面要能够吻合起来,这是最基本的。
 
  显然,古代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推算都没有考古学证明,这是其一。其二,《竹书纪年》和《帝王世纪》等文献说黄帝在位100年、少昊在位84年、颛顼在位78年、帝喾在位70年、尧在位100年、舜在位50年等存在明显的问题:根据考古材料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人口大部分在24—55岁间死去,活到56岁以上者少见[16],仰韶时期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左右[17]。四五千年前的黄帝、尧等活到100多岁、在位100年是不可能的(历史时期在位长者康熙也才61年)。其三,古代文献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和说法非常混乱,其年代也多有出入,“黄帝距今四五千年”的主张者都没有对这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究明其真相。所以“黄帝距今四五千年”这种认识可以说没有一点可靠的依据。
 
  《潘文》默认的黄帝年代“约当陶寺文化早期”(距今4500年左右)正是那种将《竹书纪年》和《帝王世纪》所载“五帝”积年与夏、商、周积年相加而得之流行观点。黄帝100年这个“黄帝”只能理解为有两、三代黄帝,那么帝喾在位70年这个“帝喾”又怎么理解呢?是作一个人看待呢还是两代或者三代看呢?其依据和理由又何在呢?而且无论怎么理解他们在位的年代都不能与《潘文》所论陶寺早期(前2600—前2400年)、中期(前2400—前2200年)的年代吻合,还不论黄帝与帝喾中间夹着“少皋在位84年、颛顼在位78年”。《潘文》的论证是以“黄帝在位100年、少皋在位84年、颛顼在位78年、帝喾在位70年……”这种文献资料的可靠性、正确性为前提的,那么潘先生又如何去证明这个文献资料是可靠的、正确的,如何将它们与陶寺早、中期进行对接呢?
 
  《潘文》“六个方面论证”其第一证是:因陶寺一带古名大夏,而《吕氏春秋·古乐》说“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其中“隐约透露出黄帝居于大夏之痕迹”,此证陶寺遗址应为黄帝之都,并引汉代以来言乐律史者多称引《吕氏春秋》该段文字证明其史料价值高。这是《潘文》考证黄帝历史文化所处空间位置的一个主要“论证”。研究传说时代历史的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炎、黄这两个著名氏族的祖先少典和有蟜氏是互通婚姻的氏族,其“生活区域大约在今甘肃、陕西两省交界的黄土原上或它的附近”,炎、黄“这两个氏族发展后,渐渐有一部分顺着河流,向东迁移。炎帝氏族所住偏南,顺着渭水、黄河的两岸,一直发展到今河南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域。黄帝氏族所住偏北,顺着北洛水、渭水及黄河的北岸,随着中条山及太行山山根,一直到北京附近,或有顺着永定河岸到达今河北北部宣化附近的”,之后发生炎、黄和蚩尤之间的战争以及以炎、黄为代表的华夏族与东夷族的融合[18]。徐先生这个认识自1940年代提出以来,迄今在古史界已成为一种常识和共识。笔者并不认为徐先生这个认识就是正确的或者是符合炎、黄二族发源、发展、分布情况之实际的,但他是对古史传说资料作了通盘的考察、分析、研究之后得到的,要否定徐先生这个认识至少也要做相同的工作,但《潘文》没有,而是用一条有“隐约”信息的材料就把黄帝的居址和活动空间定在了“大夏”即今之晋南、陶寺一带。许顺湛先生搜集、分析、研究了古代文献中关于黄帝(族)活动地域的资料,按今日地区可归纳为:河南境内有轩辕丘、有熊、大隗山、具茨山、西泰山、王屋山、崆峒山、青要山、太室山(即崇山)、荆山、鼎湖、雍、襄城、洛水、玄扈水、若水(汝水)、江水;河北境内有涿鹿、阪泉、中冀、釜山、黄帝泉;山东境内有寿丘、丸山、岱宗、泰山、亭亭、东莱;陕西境内有熊耳山、桥山、华山、肇山、上郡阳周、陈仓;甘肃境内有空桐、鸡头、罗山;湖南境内有湘、熊山;山西境内有首山。其他地域不明者有姬水、西陵、穷山、昆仑。从归纳的情况看,“黄帝活动的区域主要在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地。在这个地区内有熊与轩辕丘应该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黄帝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这是黄帝族团的中心”[19]。笔者也不认为许先生的认识就完全正确或者完全吻合黄帝族活动及分布地域的实际,但它反映了古代文献关于黄帝族活动与分布地域的一个大致范围、大概情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潘文》所论黄帝文化“陶寺类型”主要分布在晋南临汾盆地,现已发现遗址七八十处,以塔儿山(崇山)周围的汾浍交汇地带最为密集[20]。《潘文》仅用《吕氏春秋·古乐》中一条有“隐约”信息的文字就把自先秦以来古代文献中关于黄帝(族)活动和分布地域的大量而明确的记载、信息给否定了(《潘文》未言否定而实质是否定)而将黄帝文化定为晋南陶寺类型、将黄帝都城定为陶寺遗址,其说服力实在微乎其微!利用古代文献研究传说时代历史,难道不需要对相关文献做通盘的分析、研究、考辨,而只需要找出一条有“隐约”信息的文字就可以了吗?
 
  《潘文》关于“黄帝居于大夏之痕迹”的论证还有如下几个问题可商(其第2、3、4、5、6 项“论证”及“附考”据陶寺城址、宫殿建筑、水井、玉器、礼器及天文遗迹、大墓认为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并不构成各自独立的论证,因为它们都建立于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及“黄帝居于大夏”这两个不确定乃至是错误的前提之下):其一,“黄帝令伶伦作为律”的真实性需要考证。迄今为至,在《潘文》所论黄帝时代(距今4500年左右)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并未发现与伶伦“作律”可能相关的律管;即使将来有所发现,“黄帝令伶伦作为律”的真实性也成问题,因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早已出土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律管(骨笛),而且据测音研究其已具备六声音阶,甚至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徵调音阶[21];即使将与“乐律”有点关系的陶埙考虑为与“作律”有关(《吕氏春秋》所言实际为“取竹”),但它也早已发现于半坡类型的姜寨和半坡遗址中[22]。其二,汉以来言乐律史者称引《吕氏春秋》关于“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一段文字,无论有多少人、有多么重视,它们都不证明该段文字是真实、可靠的,不证明乐律、律管发明于黄帝时期或其臣子伶伦;正如古代文献多言尧舜禹“禅让”以及尧舜“养生送死都崇尚俭朴”、实行薄葬一样,它们不能作为考证“五帝”时代历史文化的确定前提和基础。其三,即使黄帝和伶伦居于大夏是真实可靠的,也不意味着陶寺遗址就是黄帝之都,因为据考古学、古史传说及天文年代学综合研究,“黄帝”的历史文化在仰韶时代、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及其前身“北橄遗存”吻合[23]。其四,自先秦以来古代文献关于黄帝(族)活动及分布地域的大量而明确的记载、信息及前引徐旭生、许顺湛先生的相关研究、认识,如果说《潘文》的做法可辩为没有否定、不是否定的话,它至少也是回避或者弃之不顾,为什么如此?其五,据研究,陶寺类型在史前考古文化序列中的位置关系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东庄村遗址——庙底沟类型(西王村下层)——西王村类型(西王村中层)——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西王村上层)——中期(盘南村H1)——晚期(丰村遗址)——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早期——中期——晚期[24],而且陶寺类型(文化)分布范围比其先行文化庙底沟二期要小很多[25]。《潘文》论证“黄帝居于大夏”、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意味着陶寺早、中期分别为黄帝及帝喾之文化,那么毁灭陶寺早、中期重要遗存的陶寺晚期,又是哪个帝王或部族的文化呢?陶寺早、中期的先行文化庙底沟二期、庙底沟类型乃至半坡类型又是传说中哪些帝王或部族的文化呢?对考古学文化序列、渊源关系基本清晰的这些文化,《潘文》理应作出合理的解释或推测,然而《潘文》又未置一字,仅是孤立地理解陶寺早、中期遗存。从方法上看,其认识和结论在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材料上遭遇障碍将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其认识和结论不能成立的危机随时都可能出现和爆发。
 
  《潘文》第2、3、4、5、6 项“论证”虽然作者说它们是五个“方面”,但实际上是一个“方面”的独立论证都谈不上:其一,它们建立于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及“黄帝居于大夏”这两个不确定乃至是错误的前提之下,前已言及。其二,作者切断或回避了所研究的考古学遗存“陶寺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文化背景、前传后继渊源关系,因此整篇文章是孤立地理解陶寺遗存,这种研究、“论证”随时会被新的考古发现或研究所否定,这是方法上的问题,上面也已言及。不仅如此,《潘文》对陶寺类型是否为黄帝及帝喾的文化遗存都未作论证,而仅限于将陶寺遗址发现的部分遗存与古代文献中的一些资料作了比附。其问题在于:如果陶寺类型经研究不是黄帝及帝喾之文化,那么《潘文》据陶寺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物、遗迹所作之五个“方面”的论证,其根基全部失去;相反,仅仅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却并不等于证明了陶寺类型为黄帝及帝喾之文化。《潘文》并未对陶寺类型为黄帝及帝喾之文化进行论证,所以《潘文》所谓五个“方面”的论证实际等于并未对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进行(有效)论证。其三,虽然《潘文》从古代文献中找出了城邑(城郭)、宫室、水井、以玉为兵、礼乐与天文历法等黄帝及帝喾时代的发明创造与陶寺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物、遗迹进行比附,但这些发明创造在古代文献中也仅是黄帝及帝喾时代所有发明创造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潘文》所举“小部分”其中的大多数在古代文献中同时又被记为是其他传说帝王或部族的发明创造,即《潘文》五个“方面”的论证没有一个在文献和考古材料上能构成确定的互证关系。据古代文献,黄帝及帝喾时代的发明创造、文化特征还有:黄帝令风后作指南车(《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黄帝造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黄帝四面(《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尸子》)、黄帝吹律以定姓(《太平御览》卷三六二引《易类谋》)、黄帝铸大镜十二面(《绎史》卷五引《黄帝内经》)、黄帝铸鼎(《世本·作篇》、《史记·封禅书》)、黄帝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吕氏春秋·古乐》)、黄帝妻嫘祖养蚕缫丝、黄帝臣作舟铸镜等等,等等。这些发明创造和文化特征都不见于陶寺遗址及其大墓、“王墓”,按《潘文》的论证方式,陶寺遗址自然不可能为黄帝及帝喾之都。仅以《吕氏春秋·古乐》载黄帝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即可证陶寺遗址非黄帝及帝喾之都(《潘文》正是靠《吕氏春秋·古乐》载“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一段文字论证“黄帝居于大夏”、晋南陶寺一带为黄帝所居并将其作为后面五个“方面”论证之前提的)。古代文献还说:黄帝始蒸谷为饭(《太平御览》卷八五0引《周礼》)、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管子·轻重戊》)、黄帝始造釜甑(《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引《古史考》)、黄帝作灶(《太平御览》卷一八六引《淮南子》)等等,等等。按《潘文》的论证方式,陶寺遗址也不可能为黄帝及帝喾之都,因为古代文献中关于黄帝及黄帝时代的这些发明创造远在陶寺早、中期之前几千年即已发明和存在(早已为史前考古发掘和研究所证实)。《潘文》引古代文献关于黄帝时代立城邑、作宫室、穿井等记载以证明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但是这些发明创造在古代文献中同时也被认为是尧舜时代所产生,如舜作室筑墙(《淮南子·修务篇》)、鲧作城(《吕氏春秋·君守》、《世本·作篇》)、禹作宫室(《世本·作篇》)、伯益作井(《世本·作篇》)。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尧、舜、禹、鲧、伯益等,正是同堂共事的各部族领袖,按《潘文》的论证方式,陶寺遗址自然是尧、舜之都。其四,《潘文》对古代文献所载黄帝及帝喾的发明创造、文化特征并未作系统的考察、研究以及辨析真伪,以判断其真实性、可靠性,更没有对古代文献所载所有传说帝王、部族领袖的发明创造、文化特征做系统的分析、研究,仅从中挑选了小部分与黄帝、帝喾有关的事象去与陶寺遗址发现的部分器物和遗迹进行比附,这是未经考察、论证而默认这“小部分”记载完全真实、符合实际,这种“论证”当然是不可靠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按照《潘文》的论证方式,绝大部分古代文献都可证明陶寺遗址非黄帝及帝喾之都,如《史记》说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证明黄帝城邑不在晋南陶寺;《史记》又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既无“常处”又何来黄帝之都“陶寺”?又如本段“其三”所论种种。其五,陶寺遗址发现的城址、宫殿建筑、水井等与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根本构不成一一对应关系。目前并没有将新石器时代所有重要遗址全部发掘出来,《潘文》作者如何知道在中原地区与陶寺遗址同时代或早于其年代的考古学文化中就不存在可与黄帝时代立城邑、作宫室、穿井等相比附的遗迹?既不知道,又怎么能说陶寺遗址就是黄帝及帝喾之都?所以,《潘文》的“论证”又有盲证的特点,类同于盲人摸象。
 
  《潘文》认为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钺和下靳墓地A类墓出土的玉钺、玉刀都应是武器,它们与“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越绝书》卷十一)相合,从而证明陶寺遗址为黄帝之都。其主要理由是:1、陶寺遗址发现的大型墓仅9座,而“出土玉石钺之墓则有80多座,其绝大部分出土玉石钺之墓均非大型墓”,所以这些玉石钺大都不是象征王权或军权之物(或礼器),而应是实用的武器。2、在整体面貌和年代都与陶寺早期遗存基本相同的临汾下靳墓地A类墓出土物中,玉钺和玉刀在玉器中占了较大比例,而该墓地“没有王者身份的大墓”,如果把玉钺、玉刀看作权力象征物或礼器就讲不通,因此它们应该是武器,而死者应是将领和战士。《潘文》对陶寺和下靳墓地出土的玉石钺、玉刀的理解颇具新意,但要成立还嫌证据不足:其一,下靳A类墓出土的玉钺、玉刀磨制精细,且无任何使用痕迹,发掘者特别指出这些特点,认为它们不是实用器,而可能是礼器[26]。《潘文》仅举出“顶部微残”的M97:1,认为“应是墓主生前作战时使用此钺而致残的”。仅指出这一件玉钺而且尚不能肯定“微残”是作战所致(如果作为礼器也可能因其他原因而致“微残”),于论证下靳A类墓所有玉钺、玉刀都是武器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其二,玉器由于珍贵、材料来源及加工不易,在史前时代一般不为普通民众所拥有;又由于其质地(或脆硬或软)的原因,并不适合作武器。所以迄今发现的史前玉器,基本上都是作为礼器和装饰品之用的,很少实用器,作为规模性的武器使用更是没有证据。把下靳和陶寺的玉钺、玉刀视为武器不仅没有证据,也违背基本常识和简单的道理。作为武器,石器、木棒、弓箭都比玉器来得经济和有效,所以违背常识、常理的“玉器”选择是需要过硬证据的,而《潘文》持论尚未展示此点。其三,据研究,古代的钺不仅为“王者”所有,也为带兵的将领所有,尤其作为法器或道具“多出现于宗教礼仪性场合,如祀天礼地、祭祖等”,所以“宗教或巫术仪式中使用的钺,已不是武器而是地道的舞器了”[27]。青铜器尚且如此,史前玉钺类似功能和使用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考虑到将领、巫师之用,陶寺出土的玉石钺当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下靳墓地较多的玉钺、玉刀,笔者认为对其生产的原因和其性质尚需继续作深入研究。总之,即使下靳A类墓地出土玉钺、玉刀为武器,亦不证明陶寺出土玉石钺为武器;即使下靳和陶寺的玉石钺、玉刀均为武器,亦不证明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因为其论证的大前提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黄帝居大夏等是不成立的。
 
  《潘文》认为传说中的帝喾有两项重大制作:一为命有倕作为鼓与罄等乐器,二为“序三辰以固民”,即次序日月星之位,以治历明时令。帝喾的这两项重大制作恰与陶寺遗址出土的鼍鼓、特罄及陶寺中期发现的观象遗迹相合,故陶寺中期为帝喾之都,而且是“历史遗留的铁证”。《潘文》的这个“论证”除了它的前提陶寺遗址早期为黄帝之都是不成立的之外,还有两个问题:其一,陶寺遗址出土的鼍鼓、特罄都出于几座大型墓中。而大型墓都在陶寺类型早期(《潘文》“附考”亦言及),怎么能将早期的器物说成是中期“帝喾”的制作呢?可见《潘文》的“论证”有点顾头不顾尾。其二,据古代文献,鼓、罄等乐器及天文观测也是帝尧的制作及文化特征。据《世本·作篇》,尧臣夔作乐,巫咸作鼓,无句作罄;《吕氏春秋·古乐》又说“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甚积,水道雍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又云“帝尧立,乃命质作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革各>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罄之音,以致舞百兽”。田昌五先生正是据这些文献所载认为陶寺类型为陶唐氏帝尧之文化遗存[28]。而天文观测方面,如《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其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更成为学者们推算二十八宿起源及尧年的重要资料。按《潘文》的论证方式,陶寺遗址只能是尧都而不可能为黄帝及帝喾之都。陶寺遗址早期为黄帝之都、中期为帝喾之都互相制约,早期黄帝之都不成立则中期帝喾之都亦不成立(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一个延伸),中期帝喾之都不成立则早期黄帝之都亦不成立(按传统说法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黄帝年代不能跨越前2600—前2200年,亦不能晚至前2200年,因为其推算依据是《竹书纪年》、《帝王世纪》的资料,前已言及)。《潘文》认为陶寺中期为帝喾之都不仅没有“铁证”,而且是基本面都没有(陶寺出土鼍鼓、特罄在早期恰恰证明其中期非帝喾之都,而天文遗迹几乎与每个传说时代的帝王都可比附)。可以认为,《潘文》的第6证让《潘文》的论证基础尽失。
 
  《潘文》“附考”对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提出一个旁证:在已发掘9座大型墓中,“有8座大墓同属陶寺类型早期,年代相去甚近”。主张陶寺为尧都的学者没能解释这个现象,因为8座大墓死者都是王候之辈,而尧却没有这样的后代。相反古籍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国语·晋语》),除一部分“降居”外地,剩下若干位“长依黄帝左右,成为黄帝的左右手”,《易林·豫卦》“黄帝神明,八子圣聪,俱受大福,天下康平”等是其证。因此陶寺早期8座大墓可能即此“八子”之墓。《潘文》这个“附考”和“旁证”存在的问题是:其一,陶寺9座大墓中有8座为早期,则另一座当属中、晚期,早期8座既为黄帝之子,那么黄帝本人的墓葬呢?《潘文》也“没有能回答这一问题”,与其所指主张陶寺为尧都者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其二,《易林》豫卦和明夷卦辞说黄帝“八子圣聪”是不可靠的。古书还说帝颛顼“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恺”(《左传·文公十八年》)帝喾“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元”(《左传·文公十八年》)等,这些说法很可能是因为古人对八卦、“八”数的崇拜而编造产生,不见得实有“八子”。如与考古材料比附,需多方面论证严密,方可成一说。其三,将陶寺早期8座大墓视为黄帝“八子”之墓,显然是将传说中的“黄帝”当作一个人看待,然则陶寺早期跨越前2600—前2400年计200年,“黄帝”又如何与之相配?这种认识的基础是《今本竹书纪年》所说黄帝在位100年而崩,《潘文》的“旁证”是打算让“黄帝”活100多岁还是200岁?其四,按古书,尧并非“没有这样的后代”,比如《吕氏春秋·去私》就说“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潘文》舍此而取彼,无视文献全貌和真相,“旁证”又能证明什么?其五,主张陶寺为尧都者并非没有解释陶寺八、九座大墓现象以及“没有能回答这一问题”。比如王克林先生就认为陶寺大墓反映了唐尧时代部落联盟首领实行禅让的史实或史影[29],前已述及。其六,《后汉书·律历志》说:“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效则和,否则占”。据冯时先生研究,贾湖遗址有8座墓葬各出土一支骨笛,有7座墓葬各出土两支骨笛(实际此类墓可能原本有8座),另有8座出土完整龟甲,这些墓都是大墓或较高等级的墓,其墓主可能即古书所说“八能之士”[30]。据此思路,陶寺早期8座大墓也可能为尧时“八能之士”墓葬(礼乐器鼍鼓、特罄等正是出于这些大墓),而并非陶寺为尧都就不能解释。笔者认为,尧、舜、禹都是各自代表一个著名部落及其首领名号的,它们可能都是该部落多代首领共用名号(或者后人即古书作者这样视之),而陶寺早期8座大墓可能正是唐尧部族各代首领之墓。
 
  综上所述,《潘文》从四个方面推论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没有一个推论是可靠的,而其否定应劭“尧都平阳”说也没有理据,只是一种主观想法和“认为”。《潘文》从六个方面“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也没有一个“论证”能够成立,其“附考”所谓“旁证”也是没有理据的。《潘文》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全部“论证”都建立在“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这个只可证伪不能证实的基础和前提之上;由于基础不可靠、前提不可靠乃至是错误的,故其结论必然不可靠乃至错误。2、《潘文》对古代文献的利用在整体上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舍此取彼式的,而非对所有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研究、考辨而后利用,故其结论和认识是否正确具有或然性或者说只能靠碰远气。3、《潘文》没有深入研究“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对古代文献所载传说中的“五帝”或部落领袖名称及其可能代表的实体没有认真研究、分析,认识模糊或者错误;其默认传说中的“黄帝”、“帝喾”、“尧”均为个人,这是一个未经论证、正确性没有保障的前提,故其结论和认识没有说服力,也不可靠。4、《潘文》的“论证”没有考古学基础,没有对陶寺遗存和陶寺类型(文化)的来龙去脉、源流关系进行考察、分析,在史前考古文化体系之外孤立地理解陶寺遗址发现的部分器物、遗迹,故其结论和认识随时可能为考古学研究和新发现所瓦解。从整体上看,《潘文》在考古学和古代文献两个方面都没有可靠的基础,其认识和论证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故容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潘文》的存在只是从一个方面和角度反证了传说中的黄帝、黄帝部族或时代并不处于龙山时代或龙山文化这个框架内,而陶寺遗址为尧舜之都这种说法和理解变得更为可靠,有更多证据和理由。笔者认为,陶寺早、中期可能分别为传说中的唐尧、虞舜执政时期(当然,《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尧、舜、鲧禹、共工、四岳等部族是同时并存且都具历时性的),此非本文主旨,故从略。
 
  注 释:
[1]王先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1期。
[2]《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构想》,《光明日报》2000年3月31日;王巍:《关于展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
[3]张得水:《“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5]如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510—512页;杨堃、周星:《〈鹳鱼石斧图〉与中国古史传说》,石兴邦主编《史前研究》(辑刊),1990—1991年;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张学海:《从考古发现谈鲁西南地区古史传说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96年第1 期;马世之:《虞舜的王都与帝都》,《中原文物长2006年第1期,等等。
[6]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93—96页。
[7]、[9]、[29]王克林:《再论陶寺文化与唐尧》,《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8]韩建业:《唐代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
[10]宋健《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光明日报》1996年5月21日。
[11]史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
[12]翦伯赞《 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5版。
[13]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
[14]许顺湛《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15] 曹昱《中国最早进入青铜器时代》,《社会科学报》2000年8月17日。
[16]陈铁梅《中国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异常的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17] 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王仁湘《仰韶文化人口与社会研究检视》, 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编《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18]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19]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2月第1 版,第55页。
[20]高炜:《晋南地区史前及夏商时期考古的几个问题》,载《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1985年10月;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21]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
[22]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50—251页。
[23]王先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1期;赵永恒、王先胜:《黄帝年代之历法钩沉》,《科学》2005年第5期;宋建忠、薛新民:《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的渊源》,《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薛新民、宋建忠:《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24]高天麟、张岱海、高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史前研究》1998年第3期。
[25]董琦:《陶寺遗存与陶寺文化》,《华夏考古》1998年第1期。
[26]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2期。
[27]李锦山:《中国上古及史前时期的权钺》,《考古与文物增刊》,2002先秦考古卷。
[28]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35页。
[30]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197页。
 
                   (本文已发表于《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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