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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浮山两县陶寺文化遗址是解“迷题”的钥匙

“山西临汾市洪洞、浮山两县境内的陶寺类文化遗址有可能成为开启陶寺遗址、石峁遗址关系迷题的钥匙”这是9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山西考古队队长何努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国际学术论坛暨纪念陶寺考古40年研讨会”总结时说到的。他的发言引起了临汾市参加研讨会人员的热议。“何努先生给临汾考古界及民间考古爱好者出了一道题,也指出了方向,平阳大地的传说及大量的文献记载,以及‘活化石’国家非遗传承数千年的‘走亲’民俗,舜岭、妫汭沟、蒲坂等地理信息传递着尧舜禹在平阳”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蔺长旺与临汾市市委党校教授石耀辉讨论。

 

为期三天的研讨会气氛热烈,学者与专家讲台上与讲台下的互动,彰显了考古人的探索精神。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从玉器雕琢工艺的角度分析称,陶寺遗址出土玉琮、璧、联璧、钺、箍形器及玉兽面,存在有多姿多彩的旋转运动钻孔技术,其中包括正圆孔、圆角方形孔、“8”字形孔和不规则开孔等多种多样的形态。他认为,这显示出在国家与文明形成阶段的陶寺遗址玉器,既有汇聚四方特色,又展示出早期文明社会新的风格。

 

临汾市老领导、三晋文化研究会负责人刘合心分析:“中国”一词是个动态的概念,远古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现在的中国是我们国家的简称,而我所探讨的最早的“中国”则是指国家形成阶段在地理方位和格局上的称谓。史载的“中国”一词至迟在西周早期已经出现。《何尊》铭日“唯(成)王初壅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日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就是说,周武王营建东都洛邑就是“宅兹中国”,表明当时视洛阳一带为中国。

 

日本金泽大学特任助教久保田慎二认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起源在中国北方地区的陶鬲的分布范围逐渐扩大。通过对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的使用痕迹双察等的方法,探讨陶鬲分布扩大的背景,陶鬲的广范围的分布与陶鬲的热效率和气候的冷干化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在研讨会上王树芝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是目前学术界重要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探索我国古代文明起源这一学术课题中有突出的地位。……当年发掘者高炜先生将尚存的M1451的木板、M2067填土和H2007填土中木炭碎块送检。在2002~2007年的考古发掘中,综合应用了数种科技考古研究手段,其中就包括木炭分析方法。木炭是燃料、建筑、工具等木材经过不完全燃烧或高温热解所形成的。考古遗址出土木炭的研究,能提供古代人类利用木材的信息,探索遗址的居民与自然界植物的相互关系。通过科学手段测定陶寺文化时期,先民有用黄栌、栎树、柏树、松树的信息。

 

 

 

 

距今4000多年的陶寺遗址在中华文明形成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也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历史进程的关键证据。其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1958年考古调查时被发现,1978年开始大规模发掘,已发掘墓葬1000余座,出土完整或可复原文物5000余件。

 

 

 

何努总结,本次研讨大家形成了共识,对陶寺遗址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百花齐放,谱系广,文章多,学者与专家的格局高,起点也高。陶寺玉器的研究和陶寺灾害的研究还有潜力可挖。作为考古的专家学者,在历史的话语下,运用史学、史实辨别的标准,将无言的碎片连成完整的证据链,责无旁贷。陶寺水系尚是空白,对于早期都邑文化遗产的发现、保护、传承、利用,考古是基础。虽然保护和利用还是世界性难题,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的先人,知道历史的进程,让广大人民得到福祉,也是考古人的期盼。

 

17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国际学术论坛暨纪念陶寺考古40年研讨会”即将结束时,山西洪洞妫汭虞舜文化研究会负责人董小星一行三人来到了研讨会所在地——天鹅大酒店,他们整整等了一下午。原来他们是向中国社会科学考古所研究员何努、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赠送明万历版、清雍正版《洪洞县志》,热情邀请两位专家,经常到洪洞、到万安,指导舜文化研究工作。

 

 

赠书结束后,临汾市文物局负责人、工作人员与何努研究员、蔺长旺副会长及洪洞妫汭虞舜文化研究会负责人董小星一行三人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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